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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對晚清的教育現實來說，功利性、脫離實際的學術風氣，若不從內在改變教育目的和價值，添設多少實業學堂都是徒勞。也就是說，晚清興學要從思想層面改變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，單一的實業教育不能解決社會發展帶來的恐慌與焦慮。人們在創辦總理衙門、同文館的沖動下，漸漸察覺文實分化、專門與普通專業的需要。實際上，在晚清“師夷長技”的過程中，西式的思維邏輯、文化傳統、道德價值觀等就以隱性的方式隨天文航海、船業制造的腳步進入中國。但為了維系搖搖欲墜的王道政權，清廷試圖用“中體西用”的權宜之計來限制異質思想對封建社會的沖擊。

       關于“采西學”，馮桂芬曾有詳細的分析：今欲采西學，宜于廣東、上海設一翻譯公所，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文童，倍其廩餼，住院肄業。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、又聘地名師，課以經史等學，兼習算學。又如農具、織具，百工所需，多用機輪，用力少兒成功多，是可資以治生。其他凡有益于國計民生者皆是，奇技淫巧不與焉。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，輔以諸國富強之術，不更善至善者哉？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     馮桂芬《采西學議》②在清廷大力興辦實業學堂，如馬尾船政學堂（1866年）、上海操炮學堂（1874年）、天津水師學堂（1880年）、湖北自強學堂（1893年）的過程中，逐漸出現了以實用技術教育為主，兼顧本國經史、外國語言文化的課程形態。此時以經史、文學、政治、語言等政科，以機械、化學、光電等藝科構成的教育系統開始向著普遍性、確定性的現代知識結構過渡。